相遇在韩国很久以来我便仰慕黄侯兴教授的为文为人，并阅读过他的《鲁迅——“民族魂”的象征》、《郭沫若的文学道路》等专著。只是，在偌大的中国无缘相见。今年春天，同处一片苍穹之下，我与黄教授同样寄居韩国的一座文化小城讲学，有幸相见；并且余暇时间，我们几位中国旅人常常海阔天空，仿佛在异国他乡办起了一个别开生面的文化沙龙。黄教授的出现与存在已成为我异国生活的文化营养与精神财富。特别是聆听了两次黄教授精彩的讲演收益颇多。
今年是“五四”运动爆发80周年。春季，在韩国中国文化研究界掀起了一个中国新文化运动研究的热潮。专门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黄教授一到韩国便成了韩国学界瞩目和邀请的对象。4月23日，韩国中国文化学会举办“99春季学术发表会”，邀请黄教授做专题讲演，黄教授围绕“‘五四’期鲁迅的批判精神”这一话题，论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与局限；对于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作了剀切的分析，并提出了重新认识与评估新文化运动局限的问题。黄教授指出“全盘西化”、“全盘否定传统”并非这场运动的问题所在；相反，暴露了它在这些方面的不彻底性。讲演后，针对一些韩国学者的提问黄教授思维敏锐，应对如流，展示了中国教授的学识与风彩。
5月6日，韩国忠清北道最大的国立大学忠北大学校又盛情邀请黄教授讲演。他们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极具文学色彩：“现代化的光与影”。根据主题要求，黄教授做了《“五四”期倡导现代化的历史功绩与局限》的演讲。“现代化”已成为海内外学者探讨的热门话题；研究“五四”期现代化的正面与负面效应，同样是我国现代文学界关注的新课题。演讲中黄教授阐述了本世纪初一些先驱者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构想，以及后来中断的社会的、历史的原因，并围绕“打倒孔家店”问题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博得了与会学者的赞赏。
黄教授今年已经65岁了，他出版过12本学术专著及百余篇论文；其中《中国现代三大文豪丛书》即有关鲁迅、郭沫若、茅盾的三部学术著作曾获国家图书一等奖。十余年来，黄教授曾赴美国、日本、马来西亚、香港等国家与地区进行学术访问与讲演。
黄教授虽已退休，却仍孜孜??、治学不辍。他称赞郭沫若是“青春型”的诗人，他也努力地保持着学术生命的青春。1997年冬，他在《中华读书报》发表《批评与质疑——漫话中学语文课本（现代部分）》，在全国教育界、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至今仍被某些大报转摘并不断收到读者来信。这便是他以“青春型”的人格标志，向社会发出的不同凡响的呼喊。
黄教授一年四季不戴帽，无论酷暑还是严冬，他总是露着那一头花白不断加多的头发。当我探询原因，他幽默地说：“十年‘文革’，帽子已戴够了，不愿再戴了！”他把曾经受过的摧残与凌辱写成了一本散文集，书名《残破的梦》。如今，安居韩国讲学之余，黄教授正在圆自己儿时的梦。黄教授是1948年归国的印度尼西亚华侨。儿时沐浴在热带的阳光下、在赤道的泥土上奔跑、放风筝，印尼土著姑娘阿丹及善良智慧而正义的阿妈……构成了他生命的新篇章。在这批情文并茂的追忆性散文中，黄教授以灵性之思洗去了人世的沧桑，在悠远旷达的笔触中给人展示了一种人生的澄明之境。黄教授是活得很透澈、很洒脱的长者。
作为学者，黄教授的情怀中无法拭去研究对象在他精神深处的烙印。当年在北大读书时，黄教授便对鲁迅情有独钟。几十年潜心研究鲁迅、郭沫若使他的精神气质、文化心态乃至生活都或隐或显或多或少地感染着两大文豪的气息。所幸的是，作为研究者黄教授以理性之思与生存智慧抵制了鲁迅、郭沫若性格弱点的负面影响，而使其可资借鉴之处相互弥补充实到自己的精神深处。所以黄教授能锐利而生动地活，活得厚重而洒脱。
黄教授是个博文强智的人。鲁迅、郭沫若的诗文、他们的自然状况、文学道路黄教授都可以娓娓道来、倒背如流。然而，在生活中，他却记不住路，是个“路盲”。黄教授不识路、不记路是远近闻了名的。在北京生活了40余年仍旧经常迷路。今年刚到韩国时更是迷路迷出了“水平”。到韩国的第二天从寓所去学校上课时，第一天怕迷路而熟悉了一次的路终于还是找不到了。黄教授在不知何处的巷弄里急得团团转；眼看上课时间就到了，问路又不会韩国语；实在没辙了便硬着头皮用纯正的汉语问起了路。路上行人当然一个个莫明其妙。说来也巧，黄教授真是个有福之人；他用汉语问路竟被一名开车去上学的别的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听到；于是，这位学生下车问清情况并热情礼貌地将黄教授送到了他执教的大学。学生开车开了很长时间。原来黄教授已神游了很远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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